10年前，發生在20世紀末的921台灣大地震，搖撼了我們關於建築的思考。1999年9月21日凌晨，芮氏地震儀上規模7.3級的強震持續了102秒，又稱為921集集大地震的這個巨大災變，總共造成2434人死亡、54人失縱、11306人受傷、近11萬戶房屋全倒或半倒。誠如哲學家海德格在討論思考與住居的本質時所言，思考總是發生在突如其來的緊急狀態中，而住居則顯現了思考後的集置狀態。真正的思考，總是在事件之中，處在異變的時空經驗下，作為事件的思考。
經過日本阪神大地震、奧姆真理教恐怖主義行動與911事件之後，日本建築者隈研吾在他的文集《負建築》的序言中說：「大地震時的建築物極其脆弱的一面暴露無遺。」雖然隈研吾在文章中強調的是建築物私有性的不堪一擊，而並非專指建築本身的物理、材料或結構屬性，但是對於921大地震之後的台灣而言，不論是建築本身的物理、材料或結構屬性，建築與環境、歷史的關係，一直到台灣建築私有性的特殊狀態，全部都被捲入這個緊急事件之中，成為必須加以重新思考的根本問題。
建築繁殖場可以說是面對這個緊急事件進行思考後的產物。
馬克思的名言「一切堅固的東西都消融在空氣中」在此變得極為諷刺，卻極為真實。將近11萬棟全倒或半倒的房屋裏，絕大多數都是水泥鋼筋的建築物，它們強硬的突出在台灣的山林、鄉間與都市的地表上，大多數是完全沒有個性的集合住宅，隸屬於勤勉工作的受薪階級傾注畢生積蓄，用貸款購置的房屋。在台灣建築場域中重現了50年以上的西方現代主義建築思考，它所強調的大體積、多耗材、長時效的建築物，以及它背後具有政治經濟支撐力量的住房貸款與資本化買賣制度，完全漠視自然環境使用限度的意識形態，不連貫與分裂的時間歷史意識，不再理所當然。在建築繁殖場十年來的建造行動脈絡中，這些很少被質疑的建築前提，如今全數被置入括弧、被質疑。
西方現代性思考中的宏偉體系，一種不斷向上堆砌的空間思考，是否有可能另尋出路？如果建築不再刻意追求強力而牢固的建構，不再刻意追求象徵意義，不再刻意追求視覺表現，也不再刻意追求滿足私人佔有慾，建造的行動以及作為行動後果的建築，還有其他的可能嗎？
從建築繁殖場的角度來看，問題從來離不開從潛伏到繁殖的過程。這篇文章的主要目標，就是從「潛伏性的建築」這個角度，為建築繁殖場十年來的建築思考提供一個哲學性的對話觀點。
建築繁殖場的母體使用鋼骨結構與金屬浪板屋頂，重複了台灣隨處可見的輕工業工廠建築形式。這種結構與材料，雖然很少為台灣一般的住宅建築所採用，但它卻涵構了台灣的代表性生產空間，也就是在1960年代以後的進出口貿易加工業經常使用的廠房結構。這種由金屬浪板屋頂搭建起來的鋼骨結構廠房，大多不起眼的散佈在都市、港口與道路邊緣，為第一世界國家代理其玩具、電子零件、雨傘、螺絲、工具、運動鞋、成衣，這種生產空間所具有的潛伏性來自於它的密集勞力與複製能力，以代理代工的過程，來生產某種不具有主體性的主體！就此而言，建築繁殖場的母體空間的基本特性就在於它相對於自然環境的潛伏姿態，相對於一般代理西方現代主義巨大堅固住宅與辦公室建築的潛伏性生產，呂理煌稱之為「易殖」(interbreeding) 與「拓殖」(interfering)。
「易殖」面對的是既有的世界架構，期待在這已有的架構之上、之內，透過插枝、接枝與雜交的過程，形成雜化的新物種、新材料。就此而言，建築繁殖場的母體建築本身等於在台灣建築界既有的事務所與工作室結構中，在其代理的世界國家現代主義建築美學既有架構中，接枝了一個反現代主義、反生產貸款住辦空間、反對空間資本化的特異涵構廠房。促成了現代主義建築美學的某種化學變化。
這種材質與建造過程的化學變化，最明顯的就是表現在建築繁殖場一系列的松木構造行動中。特別是第9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台灣館的涵構，雖然在入口處，表明了這個行動向義大利建築設計者史卡帕 (Scarpa) 的敬意，但是一旦群眾進入到普吉歐尼宮內部，就會對這個文藝復興以來被理性的幾何學所穿透的空間產生一種異樣的感覺。潛伏性取代了透明性，身體空間運動方位的流動性，取代了視覺穿透引發的理性透明感。觀者被邀請進入一個分子化的流變世界，具有自然溫暖度的松木木條，成了迎接肉身的多孔介面，這種材質既可以反射、反彈身體的運動重力，又能夠聚合成地板、扶手、坡道、牆面、木梯、高塔、座椅、躺椅，又可以自由轉折為過渡性的走道、高塔臨眺遠方的踏板、臨時停駐點的手靠、木桌、視覺螢幕的框架，具有象徵性的木叢、盆池等等。充分運用了潛伏在松木條取代水泥、取代鋼筋的作為基本建造元素的可能性。
另外一方面，松木條具有一種暫時性與容易破毀的性質，簡單的說，這是一種彈性建築、脆弱性的建築、負顯性的建築，它不斷以某種消極的方式凸顯空間的潛伏狀態。普吉歐尼宮搖身一變，不斷回應觀者身體的重力運動，成為空間探索的遊戲場，或者是古典中國園林建築所涵構的游移視點。觀者的身體不僅隨著地板舖設的變化而得以注意到在不同的停駐停留的可能性，同時，松木條也依據身體運動的感知模式，回過頭來塑造空間的情境，這個時候，松木條這個主要材質所構成的空間就形成了如同母體的扣拉空間 (Chora)，孕育著身體感其與視線交錯的複數可能性。有時候像是往寺廟參拜的坡道上行走，有時候像是爬在高塔上遠眺，有時候靠坐在或明或暗的環形空洞空間邊，有時候則躺靠在牆邊角落休憩；地板的上層有三座高塔貼近普吉歐尼宮的天花板，這促成了觀眾可以直接觸摸到這天花板，於是有人驚喜地發現，這是觀看了一輩子也不可能有的經驗－－普吉歐尼宮的拱形下垂天花板居然是木構造，這種輕巧依附在原本石牆粉泥結構體上的天花板，由於松木高塔而變得可以觸及，猶如文藝復興的空間在松木條所涵構的潛伏空間中得到了歷史性的釋放，釋放出可視性之外的可觸性；地板的下層有七座如竹籔般的基座，觀眾不僅可以穿梭其間，還可以坐靠在衍生出座椅的這些木叢，對比上層所具有的明亮、穿透、交錯、向上延伸的視線，下層則明顯的帶有低矮、昏暗、朦朧、阻絕、休憩、向下收斂的視線。
然而，潛伏性的建築所要處理的顯然不只是視線的問題，在2004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普吉歐尼宮台灣館的「繁殖場」作品中，松木的味道，身體重力與姿態改變造成木料反響的聲音，空間材質上的可觸摸、可親近，都塑造出一個讓人可以放鬆、遊玩，讓陌生人之間可以相互邂逅、視線相互接觸、身體放鬆的倚靠在同一個變化多端如莫比斯環的平台之上，空間感性上的潛伏性自此得到高度的釋放，而這種釋放卻不是透過強烈的感官刺激。繁殖場涵構出的是如子宮空間般的潛伏性與生產性，身體感知與空間材質對話的基礎行動可能性，成為建築涵構的主題。這樣的建築思考，延續到2005年台灣台南海安路的「非間帶－開放實境」、2006年德國魯爾區的D計劃「開放實境」中，展現其潛伏性的空間介入力量。前者跨越了一整條街，奪回了市民的街道權，這條街在15年前鏟除了原址的舊市集與房舍，在行政官僚體系的扭曲規畫下，進行了一個荒謬而失敗的都市地下街計畫。「繁殖場」以松木條重構了整條街的空間質感，吸引市民在一條長龍形空中步道中，重新找到駐足點，可以從不同角度與高度觀賞頭上的都市天空，也可以俯視腳下川流不息的汽車與機車，甚至干擾並吸引了早已不再停留的車陣裡的駕駛人目光，使得整條街的靈魂被喚醒，搭配著一連串的社區與藝術展演活動，成功地由讓松木繁殖的空間轉為拓殖的游憩之所，街道的潛伏性得到了解放，流變出一條龍形市民區間帶。
在2005年的海安路造街計畫中，繁殖場的「非間帶－開放實境」除了空間介入與拓殖外，還提出了松木以外的另一種材質：白色塑膠桶。在921台灣集集大地震中，某些建築物的支柱曾經被發現有沙拉油的鐵桶充裝水泥，填塞其間。相較而言，塑膠桶更形脆弱、具有彈性而容易產生化學變化。在台灣的日常生活空間中，白色半透明的塑膠桶與路邊麵攤的臨時招牌與照明、與水的儲存和農林漁牧業的使用具有歷史上的普遍聯結性，其他藍黑暗色類型的塑膠桶則與充當肥料的餿水相聯結。另一方面，在60、70年代的代工工廠裡，塑膠桶卻扮演了台灣與全球聯通的角色，它承裝著流質物料、污染性油料、甚至化學強酸，在各地林立的工廠角落中，扮演轉換出代工產品附加價值的要角，打造了台灣進入80年代以後世界經濟體系的管道。「繁殖場」在「非間帶──開放實境」作品中抽取出這個曾是台灣邁入世界體系的空間要素，加上內部燈光裝置，在街道與市民的身上轉化出材質自身的涵構語言。
2008年在台灣總統府與台中國立美術館前的「果凍迷宮」(Jello-Maze)，進一步將這些白色塑膠桶轉換為材料分子，用碎形構造的方式，打開了一種台灣式的迷宮建築形式。它不似歐洲的花園式、宮廷式迷宮建築，也不企圖創造聳立入雲、絕地通天的巴別塔，而是在晚間有溫度、有自身發光裝置的半透明迷宮。這個迷宮突顯出某種歡鬧中的幽靜，某種在溫暖的光線中與他者邂逅的可能性，因此，庫伯力克「鬼店」中讓人欲逃無路的悠深迷宮，或者佛羅倫斯波波里花園樹木參天讓人暈眩的樹牆迷宮，都不具有「果凍迷宮」所具有低視線阻隔、半透明多孔與環境視線引導的曲線變化，最重要的是，「果凍迷宮」裝置在都市與市民空間中，成為某種大型的迷宮遊戲裝置，讓市民與兒童建立與夜間發橘光的塑膠桶──這個潛伏性質材──的親近感，釋放出工業與經濟價值以外的材質感受，而事實上，對於這種材質的感受，早已在台灣物件歷史的發展中，潛存在人民的身體記憶深處。
除卻日本之外，如果現代化對東亞大多數的國家而言，意味著殖民式的現代化模式，那麼，台灣自身純粹的建築空間可以說從來就不曾存在，而是潛伏在台灣受17世紀西班牙、荷蘭、20世紀日本、美國殖民現代化過程的碎片之間，也潛伏在其與18世紀至今中國文化母體本身的不穩定關係中。我們說台灣建築空間的潛伏性，就在於它歷經一連串的歷史變遷，至今仍未曾真正歸屬於市民。
這種時間上的「未曾」或「尚未」，從理念上來說，似乎本來就包含在現代性的批判計劃之中，但是從空間的構築與規畫來說，卻凸顯了台灣建築的過去，經常是一種外來殖民者、政治管理者所進行的現代化建築規劃，而發展自以市民價值為基礎的空間，只能說是相當晚近的事。其中更難以切割的一個歷史轉折，也就是土地與房屋商品化的巨大轉折，所謂的「市民價值」受到商品價值的封包，至此，過去殖民歷史上的「未曾」與「尚未」，再一次被扭轉到關於商品化的物質想像，一般市民住宅的規畫者、設計者，或所謂的現代建築師在此登場，成為馬克思所說的：「商品價值的實現是驚險的跳躍」這句話裏自負的馴獸師。
就此而言，空間的潛伏性在當下指涉的是尚未被殖民、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商品化所馴化的野性空間狀態，然而，就台灣不連貫的歷史變化而言，空間的潛伏性無疑的只能展現在某些破碎化的空間經驗裡。對於這些破碎的空間經驗進行野性的實驗轉化，猶如在一個龐大、不正常而無止境自我增生的有機體之間，進行某種良性病毒或空間抗體的繁殖培養，他必須在既有的殖民空間、意識形態空間與商品化空間的內部或外部，導入病毒抗體，令其做異質性的增生、拓殖。因此，潛伏性的建築在這裏發揮的是特洛伊式的木馬力量。
這是一種空間的部署。哲學家傅柯在討論「異質空間」的時候，顯然注意到了殖民地空間、治理性空間、人類學化的空間、死亡空間、生命政治空間、規訓與懲罰的空間和現代都會交通轉換空間，但他也注意到了作為物質性力量的鏡像空間與抽象力量的語詞空間。但是如今倒反過來，如果我們從第三世界國家空間與建築被殖民的經驗作為出發點，對於「異質空間」的思考，就必須進行雙重化的批判工作：一方面是對歐洲現代性式空間規劃話語的批判；另一方面則是透過物質性的涵構批判國族主義或異國情調的空間話語。「繁殖場」的空間部署，作為某一種東亞當代的「異質空間」思考，似乎正是以某種唯物論的方式進行著上述的雙重批判。這種批判，用非常物質性的語言來說，就是對於混凝土式的現代主義建築美學的批判。
921台灣集集大地震，11萬棟全倒與半倒的房屋，正代表了這種從柯布西耶建築美學發展出來的混凝土式現代主義在台灣的巨大失敗。然而，透過所謂的後現代美學席捲而來的商品化貸款住屋，並沒有真正去除它骨子裏的混凝土式現代主義。建造者與居住者不相關，商品住屋與其建地的歷史不相關，居住者成為買賣者，也成為抽象化的使用者。空間的存在成為完全幾何學化、物化的存在，現象學式的場所精神論在此顯得無關痛癢、反諷、更具有某種可能被商品化的危險。
但「繁殖場」的空間部署，為什麼採用金屬浪板、鋼架與木架、松木條與塑膠桶和白熾燈泡這些材質呢？這些材質與空間的潛伏性究竟有什麼關係？
首先，我們可以說，這些材質在空間的塑造上都具有變異的彈性，也都具有身體的親和性。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想要從身體的親和性重新挖掘出潛伏性的空間，就必須運用於身體親近而具有變異彈性的材質。
其次，繁殖場進行涵構工作的主要工作者也就等於研究者本身，這些具有學生身分的研究者，在氣質上摒除了後現代主義式的藝術品味，同時也對台灣習慣了混凝土式的建築現代主義抱持激烈的質疑態度，他們的態度比較接近某種科學實驗室的成員，企圖找出潛伏性的空間，加以繁殖，而這種找尋過程中，他們發現，最重要的介面，仍舊是空間建造者與使用者的身體，這種身體的實作與物質性的想像，使得他們在批判思考中設定的一個限度：絕不進行如摩天大樓式的直觀巨構建築，所謂建築，永遠與身體感的延伸與空間氛圍的對話做為基礎，建築是一種治療，透過土地、木頭、金屬、塑膠、光與電這幾種基本的物質條件，企圖把壓抑的空間與身體當中潛伏的力量具體釋放出來。
第三，從現代化的殖民經驗來看，繁殖場的工作方式包含了亞洲特有的師生關係及其倫理力量，這樣一種團隊組成的方式，本身即包含有自我批判、自我教育的特質，它並不是一種單純的殖民、意識形態推廣或商品化隔離斷裂的規劃營建方式，而必須同時考量施作者身體經驗介入的可能性與不確定性，換句話說，某種隱而不顯的身體感在這裏成為潛伏性空間的確切指標，如果沒有透過師生關係的對話和倫理力量，潛伏性空間能將成為另一個空洞的名詞，然而，施作者在規劃的涵構上進行一種研究性的參與，其必要性必然來自於具有個別差異的身體感，於是，潛伏性的空間成為聆聽差異化的身體感的一種空間，它尚未被實現，也等待被實現，它必須要從每一個施作者個別的生命經驗、身體感與想像出發，在師生倫理關係的張力與協調中，進行一種永遠難以完成、卻永遠必須繼續開展的空間涵構行動。
第四，而老師之所以為老師，有如拉力賽中的領航員，他必須在一個瞬間經驗中辨識地形地物，指出出口的可能方向，他是製圖師，他的施作平面與學生不同但有所交疊，他展現的是在想像的現實之間的製圖術，一種在潛伏性空間中尋找出口、尋找逃逸路線的繪圖術。就此而言，繁殖場面對潛伏性空間的方式並不是對可能的構造物預備了一張精密而不再改動的藍圖，而是準備了關於繪圖術的各種基本元素，或者構造物的基本輪廓，一直要等到身體感與潛伏性的空間力量遭遇之後，一個在圖表與現實之間的行動在瞬間被採行，空間的生產於是得到一個暫時性的完成。實際上，這裏所謂的完成只有充實的程度之別，從外表來看，永遠有其他的行動可能繼續被採行，永遠未完成。
資本主義式的住宅建築不允許未經編碼的建築語言，這種詳細編碼的工作，就當代的情況而言，顯然可以具有看似豐富的歷史向度。因此，我們在台灣可以看到西班牙與荷蘭殖民時期的木造與磚造建築，可以看到具有漢人特色的閩式建築，可以看到日本殖民時期的新古典主義建築，可以看到國民黨政府時期的混凝土式現代建築。從一種自然的建築時延來看，這些不同的建築編碼雖然斷裂，但是仍保存有某種自身的完整度。然而，從黑格爾到丹托的「歷史終結論」來看，80年代之後，當台灣走向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社會，台灣建築本身的歷史就進入了終結狀態。所謂的終結狀態，主要指的是建築語彙本身的概念化、抽象化與去歷史化，在台灣的脈絡而言，這種抽象化與去歷史化的自由，其實主要是被限定在住宅的商品化與建築的資本主義化的範圍之內。換句話說，對於台灣過去建築歷史語彙的編碼與再現，主要是由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所操作、所完成。
台灣當代的房地產市場可以說充分表現了這種歷史終結的狀態。某種商品化的國際主義以及廣告口號化的美國、歐洲與日本意象，象徵著現代主義的巨大成就，以符號化的方式依附在建築體、建築外觀與建築論述中。最明顯代表的就是台北的101大樓，撇開它直觀性的、摩天大樓式的巨大結構體不說，某種中國式的「竹節」的造形意象，透過設計師自由的賦予，充分展現了現代主義之後，自由運用歷史編碼的市場精神。如此的巨大、在直觀中具有力量、體系化、自由、超越歷史，難道我們不應該讚賞它在歷史中的連續性與堅實性嗎？
從直觀的、物理的角度來說，摩天大樓似乎是一種真實不墜的當代建築成就。然而，如果我們從921事件的經驗來看，如此強大的建築面對道德、倫理與宗教力量，卻顯得如此脆弱。資本主義商品化的邏輯創造了完美的幻見，當101大樓不斷在尋求新的買主的時候，它就跟台灣一般房地產市場的資本邏輯一樣，抽離了土地，抽離了歷史，抽離了使用者的生命經驗與生活世界，它們的堅實存在，只限定在資本流動的抽象世界裏。因此，這些商品化的住宅與摩天大樓實際上不過是商品消費邏輯下的斷片，它的時間性來自於固定的建築語彙編碼，但不論從建築設計者、使用者與市場買賣者的角度來看，這些建築完全沒有歷史的延續性與堅實性，它們只是在滿足建築師與消費者的慾望吧。
如何逃逸出資本主義無所不包的建築編碼語彙呢？如果建築可以重新回到潛伏性的空間，潛伏在地表，潛伏在牆面，潛伏在角落，那麼，它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突破時間的框架，回過頭來，潛伏在歷史建築的時間內部，潛伏在現代建築的瞬間皮層，潛伏在未完成的涵構狀態中，也潛伏在與施作者當下的身體感相互連結、與社區的空間史對話、與市民的時間想像相互激盪的涵構狀態裏。呂理煌說：「我們想像這裏是曾經在時間深海中的城市遺址。」這就是建築繁殖場在時間的潛伏性上所進行的工作原則。
首先，潛伏到歷史建築的時間內部去。繁殖場在面對2004年建築雙年展台灣館的普吉歐尼宮的歷史空間，以及2006年德國魯爾美術館的「D計劃──開放實境」時，它並沒有理所當然的接受這個歷史空間的歷史性。而是反過來企圖在這兩個文藝復興史與現代工業史空間裏，置入某種異樣的時間要素，在潛伏在這個歷史空間裏的時間性得到釋放。這也就是拋除形式思維，運用某種現象學式的當下身體感，涵構出可以游走、可以停駐、可以逗留、可以相互觀視、可以躲藏起來的變化空間，於是，觀賞者在空間的參與上不再是有距離的、歷史性的觀看，而是進入身體參與的當下時間。當代建築中最難以獲得的恰好就是這個身體參與的當下時間。在歷史建築的時間內部，這種當下的時間感具有一種事件性，讓參與者回到身體感受與空間的直接對話與直接關係裏。再進一步說，這個潛伏性的工作對於施作者與其製圖者來講都是一個挑戰。
第二，潛伏在現代建築的瞬間皮層上。2005年台南海安路「非間帶－開放實境」計劃，基本上，是以手作的方式，在失敗的都市計劃之後所產生的一條柏油馬路旁進行的涵構。這種柏油馬路在台灣代表了現代化的時間狀態──讓人車瞬間通過的一條皮層，但這種瞬間其實在開發的過程中衝垮了社區的交流時間。然而，如果要重新挖掘出社區的交流時間，就必須涵構出容許這種交流時間與交流行為的潛在空間。如果說921台灣大地震所引發的時間失落感、時間的創傷必然要透過另類的建築行為得到撫慰，那麼，繁殖場在海安路工作的時間過程，也就等於他們跟社區民眾對話的時間，也就等於他們引發社區民眾停留在街道上，重新談論失去的街道、重新占領失去的街道的行動時間。現代都市的瞬間皮層所具有的潛伏時間性，至此重新被揭露開來。
第三，節慶、遊戲與休憩的夢幻時間感。繁殖場所進行的潛伏性的時間涵構，很容易就可以從2008年總統府廣場與國立美術館廣場中涵構出的節慶時間、遊戲時間與休憩時間，看出街道的快速穿越相對而言是多麼的具有暴力性質。這些快速不容駐留的道路可說是橫向的摩天大樓，已經成為現代都市無法逃脫的時間命運。但是，繁殖場的遊戲場與迷宮建築，卻特別在晚間為市民與兒童找到了潛汱性的、非消費性的、身體與空間探索性的玩樂空間。
作為結論，我們可以用「潛伏在未完成的涵構狀態中」來總括繁殖場的建築行為與建築哲學。
前文已經說過，某種「未曾說出」、「尚未說完」的時間結構，潛伏在繁殖場所使用的涵構材質、所進行的空間化行為中。這裏所謂的未完成或未建成，不同於日本建築者磯崎新那些未完成的建築計畫、不可能的建築草圖。而是關於台灣現代主義混凝土建築的時間性批判。表面上看起來，混凝土非常的堅固、持久、具有高度的完成感。實際上，在台灣歷史的脈絡中卻代表了去歷史化的建築材料。其建築行為由於商品化而充滿了歷史的斷裂性，而缺乏延續性，當大地震與水災發生時，人們被擠壓在鋼筋水泥的空隙間，龐然巨大的集合住宅整幢傾倒時，鋼筋混凝土的脆弱性與其因為商品化而掩蓋建築倫理性的本質，才得以彰顯。
災變之後，建築不可能不回歸大地。用海德格的語言來說，人文世界必須直接面對大地，在與大地的爭執之中，開展其世界結構。在這個開展過程中，事物之所以成為事物，建築之所以成為建築，總是從某種世界結構的想像中得到具體的落實。然而，在符碼化與商品化的資本主義世界中，所有世界結構的想像都失去了回歸大地與大地進行嶄新的爭執的動力，這便是繁殖場回到材質、空間、身體、行為、時間、歷史的潛伏性中，尋找那潛伏在未完成涵構狀態中的未來建築，尋找那潛伏在未來時序中，某種事件性的負建築與弱建築，它潛伏在周遭自然環境中，也潛伏在市民的歷史、市民的身體、市民的空間與市民的輕巧生命力量當中。